2016年12月16日 11:20
汇率是不同货币之间的相对价格，是货币的外部参照物；物价是货币与商品的相对价格，相当于货币的内部参照物；利率是货币的时间价格，相当于货币的机会成本价格。汇率、物价、利率是一体的，今天我们先谈谈汇率和物价的关系。
近几年媒体一直纠缠于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问题，其案例不胜枚举，比如汉堡价格、星巴克咖啡价格、汽车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中国工资5000元，吃一次肯德基30元，买条Levis牛仔裤400元，买辆车最少30000元夏利；美国，工资5000美元，吃一次肯德基4美元，买条Levis20美元，买辆车最多30000美元宝马。”言外之意，国内通胀水平大幅高于美国，人民币对内变“毛”，对外持续升值是不可持续的，在国内较高通胀的情况下人民币对外应该适度贬值。
上述观点存在坚实理论基础。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一国货币对另外一国货币的汇率，由两种货币在本国国内所能支配的商品与劳务的数量来决定。国内物价相对于国外更高，货币国内支配的商品和劳务数量低于国外，汇率则面临贬值，反之则升值。物价和汇率的关系似乎一目了然。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多恩布什（1980）通过分析20 世纪 70 年代不同国家价格上涨率与汇率变化率的偏差，证明无论是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购买力平价理论都不能很好地成立。而且观察某些阶段的人民币汇率和美元指数，CPI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同时出现，如2005-2008年的人民币汇率；20世纪90年代的美元指数与PCE指数。汇率与通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更为复杂多元的。
为了解释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失效，萨缪尔森和巴拉萨更仔细地研究了经济增长与实际汇率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相对劳动生产率上升越快，工资实际增长率也越高，实际汇率的上升也就越快。特别的是，他们用工资指数代替通常的物价指数，因为工资能渗透到制造业、非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等所有的商品和劳务之中。这么做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国际贸易中，工资指数是衡量各国商品和劳务价格变动的很好的尺度。而如消费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等，不仅存在可比性差的问题，而且没有考虑到除制造业以外的其它各行业的物价变动情况，如交通运输、金融保险、服务业、房地产业等；也没有考虑到劳务和其它无形贸易品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将汇率决定因素从相对物价延伸到两国相对劳动生产率。
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认为：由于假定购买力平价只成立于贸易品部门，所以非贸易品价格上升推动实际汇率系统性偏离购买力平价。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价格差是因为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导致的，一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提升，工资上涨，而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假定下，不同国家可贸易部门的工资水平差异将与这一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差异相对应，同时一国内部的劳动力流动将使每个经济体内部工资相等，但是由于不可贸易部门的生产效率保持不变，因此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将出现上涨。一国可贸易部门生产效率提升越快，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差越大，其加权价格水平也就越高。两国间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越大，这两国工资与服务业价格水平的差异就越大，购买力平价与均衡汇率水平之间的差距相应越大。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推导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不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由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差决定。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将会带来不可贸易品相对价格的提高。二是如果本国不可贸易品相对价格（内部实际汇率）提高的幅度大于外国，则本国外部实际汇率相对于外国将升值。即如果本国可贸易部门的相对生产率提高幅度高于外国时，则本国外部实际汇率将升值。进一步简化来看，可以推导出两个结论：经济高速增长国家的本币会升值，通胀较高的国家的本币会升值。
矛盾出现了，一个理论认为通胀会贬值，一个理论认为通胀会升值。只要区分开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就会有清晰的认知。萨缪尔森-巴拉萨模型一直谈的是实际汇率，购买力平价多数时候说的是名义汇率。其次，要对萨缪尔森-巴拉萨模型有深刻理解，在该模型里面相对价格差异的根源是劳动生产率，因此通胀和汇率的关系本质有点像“伪命题”，不妨谈劳动生产率与汇率的逻辑关系。一般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速较快，通胀上升，本币实际汇率出现升值；当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速下滑，物价下降，本币实际汇率贬值。
这也提示我们，当我们在探讨汉堡和李维斯牛仔裤的价差时，不能简单线性地认为人民币对内“毛”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应该贬值，更深层次地还要看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是不是也在加快，或者国内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是不是在更快地提高。如果是这样，人民币不但不应该贬值，反而应该升值，反之人民币则确实面临贬值了。
实际情况是什么呢？目前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已经贬值到6.9，实际汇率也在下跌，看来这个通胀不那么令人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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